美国纽约华人异见人士曾视其为盟友，实为中国间谍。
去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早晨，76岁的华裔学者王书君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进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法庭，在辩护律师旁的被告席上坐下。他整理了一下乌黑的头发，调整了领带，红蓝相间的图案在白衬衫的映衬下，隐约让人联想到美国国旗。他用中文与翻译问候后，带着一丝玩味的表情环顾法庭，几乎是面带微笑地望着旁听席。作为一名被指控为中国非法代理人的被告，王书君看起来异常开朗。人们很难判断他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严重性，还是乐于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美国政府指控王书君多年来一直过着双重生活。他于1994年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是一位历史学家，撰写了许多关于军事和海军史的书籍，其中一本还讲述了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英勇事迹。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他还加入了美国华人异见人士的社群，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王书君帮助组织了在纽约地区的活动和集会，以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并抗议中国政府的专制统治。2006年，他与一群著名的异见人士在皇后区法拉盛成立了“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旨在促进中国的民主。王书君热情友好，很快成为该组织中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负责媒体关系，并努力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宣传基金会的活动。
然而，据联邦调查人员称，他实际上秘密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表明，王书君在国安部的指挥下，多年来一直在法拉盛和纽约地区监视华人异见人士。他积极参与华人民主运动似乎只是一个诡计，目的是接近其领导人和活动家，并为国安部收集有关他们的信息。美国当局表示，中国政府利用此类情报来恐吓和压制海外异见人士。
与其它专制政权一样，中国共产党政府对潜在的权力挑战感到焦虑。自2013年上任以来，习近平一直强调中国需要从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中国学者认为苏联解体部分原因是西方影响造成的意识形态衰退。中国共产党在同年发布的一份内部指令警告其工作人员要警惕“西方宪政民主”和其他腐蚀性思想。该文件还声称，西方正试图在中国策划“颜色革命”，这是指2000年代在几个前苏联共和国发生的民众起义，这些起义因其色彩鲜艳的名称而闻名，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近年来，一系列曝光的中国在美国的间谍和影响力渗透案件表明，中国是如何密切监视和反击这些被认为的威胁的。去年11月，一名叫陈约翰（John Chen）的男子因充当中国未注册代理人，并贿赂一名伪装成美国国税局官员的卧底特工而被判处20个月的监禁，他参与了一个针对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的阴谋。去年9月，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琳达·孙（Linda Sun）的起诉书，她曾是纽约州州长凯西·霍赫尔（Kathy Hochul）的助手，指控她除其他指控外，未注册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并从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经济利益。孙被指控利用她的职位来促进中国的利益。例如，据称，在一些中国官员的授意下，她删除了霍赫尔在2021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及中国维吾尔族困境的内容，当时霍赫尔是纽约州副州长。她还被指控阻止台湾政府官员与霍赫尔和其他纽约州高级官员沟通。
仅仅在两周前，也就是8月，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居住在法拉盛的67岁华裔美国人唐元军（Tang Yuanjun），并指控他监视美国的华人异见团体。与王书君一样，唐元军多年来一直是华人民主运动的一员。他曾因反对共产党而被关押在中国，之后于2000年代初叛逃到台湾，随后获得美国政治庇护。但是，在2019年，唐元军在征得中国当局的许可后，得以回国探望最近瘫痪的父母。据司法部称，在国安部官员的指示下，唐开始收集有关异见人士的信息。作为回报，唐元军在2022年初获得了签证，并在当年晚些时候访问了中国，当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在被捕后不久写给民主活动人士的一封信中，唐元军将与家乡的父亲和兄弟的团聚描述为“难忘”。
这些最近的案例发生在2023年4月公布的一项联邦起诉之后，其中两名华裔美国人被指控在纽约唐人街的一栋大楼里经营一个秘密的“警察站”。上个月，其中一人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认罪。在联邦调查局准备搜查其场所时，曼哈顿的“警察站”于2022年10月关闭。据一个人权非政府组织称，这是中国安全机构在2016年至2022年间在53个国家建立的102个此类前哨站之一。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是警察站；在2023年5月在渥太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中国发言人称它们为服务中心，旨在帮助海外华侨在疫情旅行限制解除后更新他们的驾驶执照。
美国司法部的官员将这些中国情报行动描述为企图将中国政府在其境内实施的压制手段输出到美国。在2022年5月王书君被起诉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助理检察长马修·G·奥尔森（Matthew G. Olsen）称，对王书君的指控反映了“司法部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追究所有那些违反法律，试图压制美国境内不同意见，并阻止我们的居民行使合法权利的人”。
在审判中，王书君给我的印象不像是一个间谍。他的举止和外表更像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学者，而不是一个精通间谍技巧的人。在第二天休息期间，就在检方准备展示其证据时，我看到王书君走出法庭，匆匆走下走廊，似乎是急着要上厕所。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站在洗手间的门前，看起来很困惑，可能是因为旁边的标志不清楚。他用几乎听不懂的英语问我洗手间在哪里。我指了指门。稍后，回到法庭时，他对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并用几乎夸张的礼貌说：“谢谢你，我的朋友！” 庭审恢复，我坐下来听取检方的陈述。
在今年夏天在布鲁克林进行的六天审判中，我在场外与王书君交谈——有时在走廊里，有时在他午休时坐在法院外的长椅上。他的辩护团队的一名成员——以及有一次，他的一个十几岁的孙女——担任了这些谈话的翻译。在这些谈话中，王书君告诉我，来到美国是他从小就珍视的梦想。他说，他早年对美国的迷恋源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会说英语，并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担任访问中国青岛港的美国海军舰队指挥官的翻译。
1982年，王书君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开始在青岛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在那里他撰写了一系列描述美军和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书籍。像许多在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逃离中国的中国学者一样，当时中国政府残酷镇压了学生抗议运动，王书君寻求移民的机会。1994年，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的邀请，并与妻子移居纽约。
在抵达哥伦比亚大学后不久，王书君结识了另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一位名叫严家其的异见人士，严家其在1980年代曾担任总理赵紫阳的顾问，并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逃离中国。然而，在美国的头十年里，王书君没有参与民主运动。然后，在2006年，经济学家和著名异见人士陈一咨（Chen Yizi）在波士顿地区流亡，成立了以两位改革派领导人命名的“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严家其将王书君介绍给了陈一咨，王书君说陈一咨很喜欢他，并请他担任执行秘书。王书君虽然在异见人士圈中不是一个知名人物，但最终成为该基金会的14位创始人之一。
另一位创始人胡平也说，王书君在基金会中的角色更多的是秘书，而不是领导者。“他对每个人都非常友好和礼貌，总是面带微笑，”胡平告诉我。当基金会组织会议时，王书君的工作是处理后勤工作，例如布置场地和开车到机场接陈一咨邀请的演讲嘉宾。他还将与纽约的中文媒体联络，为基金会的活动寻求报道。王书君本人从未在会议上发表过引人注目的演讲；如果他走上讲台，也只是发表一些笼统的评论或介绍其他演讲者。“他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重要的意见要分享，”胡平说。
凭借他的职位，王书君确实拥有了对异见人士活动内幕的了解，这些活动并非都是公开的。在异见人士圈中活动使他有机会听到中国政府非常感兴趣的私人交流。从2008年开始，他的行为引起了民主运动内部的一些担忧。那年7月，陈一咨和其他一些活动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与达赖喇嘛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讨论中国当年早些时候对西藏示威活动的镇压。据自2022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的另一位创始人张艾梅（Amei Zhang）称，由于讨论是敏感和保密的，每个人都被要求不要录音或做笔记。会议开始后不久，陈一咨发现王书君的口袋里有一个录音机，而且是打开的。没有亲自在场的张艾梅告诉我，她是从一位同事那里了解到的事件细节。（这位同事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一咨非常生气，”张艾梅说。“他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录音！你为什么还在录音？’” 王书君被命令立即删除录音。（王书君否认发生过此事。）
如果陈一咨对王书君的行为感到不安，他似乎并没有让它改变自己。王书君告诉我，他和陈一咨关系密切：陈一咨和他的妻子有时会拜访王书君，并住在王书君在皇后区的公寓里。陈一咨给了王书君一项任务，即采访在美国和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以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20周年；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王书君于2008年访问了香港，采访了包括当时担任香港民主党主席的何俊仁在内的知名异见人士。
然而，异见人士圈中的其他成员仍然对王书君的行为感到怀疑。其中一位是赵岩，一位调查记者，他因被指控在担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研究员时非法传递国家机密而被关押在中国；获释后，他搬到了美国。赵岩告诉我，王书君对民主活动人士正在做的与基金会无关的事情过于好奇。王书君有时会邀请赵岩到他家参加社交聚会。据赵岩说，王书君提出要将他介绍给一位他认为赵岩可能会约会的女人。（王书君说他没有把女人介绍给赵岩。）王书君经常分享个人细节以拉近与人们的距离。“我觉得他总是试图让人们放松警惕，”赵岩说。
2011年，赵岩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以纪念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1911年革命100周年。王书君的邀请只针对第一天，而不是第二天，第二天向一小部分参与者开放——他们是对中国境内人权工作知之甚深的人。第二天早上，当赵岩在前往活动场地时，王书君打电话给赵岩，想知道他确切的位置，以便他们可以一起去。赵岩回忆说，他曾表示不愿意让王书君陪同他。“我说，‘看来你不是今天会议的一部分’，”赵岩告诉我。王书君驳回了他的反对意见。“哦，我只是和你一起去，”他告诉赵岩，并和赵岩一起偷偷溜进了聚会。赵岩很尴尬，他特意告知组织者，尽管看起来如此，但他并没有邀请王书君陪同他。赵岩告诉我，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王书君被要求离开。（王书君说他记不起参加过这次活动。）
对于一些人来说，王书君似乎与中国政府官员的接近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地方。虽然大多数著名的异见人士都无法安全地返回自己的祖国，但王书君——他从未在家乡参与过任何抗议活动——可以毫无困难地访问中国并不奇怪。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能够向一位名叫刘路（Liu Lu）的异见人士提供帮助，刘路需要在2012年回国探望生病的父亲。为了帮助刘路在中国领事馆更新过期签证，王书君建议他在网上发布一份谴责王军涛（Wang Juntao）的声明，王军涛是一位被流放到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被视为美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刘路说，‘我不知道如何写这份声明’，”赵岩告诉我，他从刘路那里了解到了事件的细节。“王书君说，‘我为你写——你只需要签字’。”这项努力成功了，刘路得以前往中国。（他拒绝接受本文的采访；王书君否认赵岩的说法，并说他要求刘路谴责习近平，而不是谴责王军涛。）
2015年，王书君前往中国参加新书发布会。当他在那里时，他收到了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亲笔写的贺信，迟浩田从1990年代初开始担任中国国防部长十年。回到美国后，王书君吹嘘这一赞美，并向中国社区的许多人展示了这封信。
目前尚不清楚异见人士圈中一些人对王书君的担忧是否曾传达给执法部门，或者他们是否与联邦调查局对他产生兴趣有关。2017年8月，联邦调查局特工加勒特·伊戈（Garrett Igo）在法拉盛的一家餐厅会见了王书君和另外两名联邦调查局同事，并就基金会、他前往中国的旅行以及他与中国政府官员的联系情况对他进行了采访。（联邦调查局进行此类采访并不罕见。）伊戈后来作证说，王书君否认了任何此类联系，除了在中国领事馆获得签证外。
这不会是他最后一次与伊戈见面。2019年4月12日，当王书君在中国旅行后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他被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特工拦下，进行了一次由联邦调查局要求的检查。伊戈和他的同事在检查他的行李和电话时对他进行了采访。王书君否认与中国政府官员有任何联系。但在他的行李中，特工们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小地址簿，其中包含了几位检察官后来声称是中国官员的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包括国家安全部的官员。他们还发现了手写的页面，上面有60多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调查人员随后声称，其中大多数是民主活动人士。
行李和电话被归还给王书君，他被允许回家。但是，联邦调查局特工能够获得搜查令，允许他们秘密查看王书君的电子邮件和iCloud帐户。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些信息，表明王书君与涉嫌为国安部工作的人之间存在多年关系。
据检察官称，王书君使用中国即时通讯应用程序微信与青岛国家安全部的科长季杰（Ji Jie）以及广东国家安全部官员何峰（He Feng）的助理小李（Little Li）进行通信。王书君还通过他保存在Hotmail帐户草稿文件夹中的电子邮件进行通信——标签包括“王书君的日记”和“纽约威廉的日记”——这些邮件被登录到他帐户的国安部官员阅读。王书君将其中一些日记条目发送到一个在他地址簿中找到的电子邮件地址，该地址的域名为163.com，该域名由中国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运营，可能超出了美国执法部门的管辖范围。
微信消息和日记条目包含民主活动人士举行的会议记录，王书君与异见人士的谈话报告，以及其他与异见人士的计划和活动相关的信息。尽管王书君与小李和季杰有联系，但检察官说，很明显他的报告是发给他们的上级：何峰（或“何老板”）和一个被称为“卢老板”的人。
调查人员说，国安部一直在给王书君分配特定的信息收集任务。例如，在2016年11月14日，小李通过微信告诉王书君联系香港的异见政治家何俊仁，并了解他对即将举行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看法。
两天后，王书君——他曾在多年前为基金会帮助制作的纪录片采访过何俊仁——回复说：“刚刚和他通完电话，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问了所有应该问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很直接。”
小李回应说：“你可以把它写在日记里。”
王书君回复说：“会写下我们两人之间的对话。会像水晶一样清晰。” 不久之后，王书君在他的Hotmail草稿文件夹中留下了一篇日记条目，叙述了电话对话。何俊仁似乎对香港是否有任何程度的自治持悲观态度。王书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何俊仁告诉他，关于谁将成为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的行政长官的最终决定“掌握在习近平手中”。通过微信，小李鼓励王书君计划次年访问香港，告诉他何老板“想为你的机票付款”。
王书君的其他任务包括评估民主运动的计划和战略，监测不同异见团体之间的互动，并查明某些活动家是如何获得资助的——收集“诸如时间、申请所用的联系方式、授予的金额等具体细节”。该机构青岛分部的官员季杰敦促王书君利用他在基金会中的地位举行私人讨论，并向特定个人提出具体问题。例如，王书君被指示询问一位正在撰写关于习近平的书的学者“该书的主要内容及其进展，该书的计划完成日期，出版地点”。
在作为审判证据引入的日记条目中，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1月，王书君以亲切的口吻提到了他所报告的一些活动家，仿佛在强调他与他们的亲密关系。“我从下午12点半到1点半在民主党办公室与陶哥谈话，”他写道，那是2016年7月的一次会议。在当年早些时候的一份备忘录中，王书君写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期间组织的抗议活动。王书君指出，这些抗议活动背后的主要组织者是赵岩——“我在纽约的老朋友”。在他询问赵岩抗议者是否有可能在2016年3月再次访问期间阻拦习近平的汽车后，他根据赵岩的评论得出结论，可能性很低。“我没有听说他们组织任何活动，”他写道。
三年后，在2019年3月21日——习近平计划在海湖庄园会见特朗普总统前一个月——王书君再次报告了抗议者试图让中国领导人难堪的可能性。“在王丹的生日聚会上，我和上访和拦车之王马永田女士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他写道。她告诉他，她“肯定会去拦他的车”。然而，王书君对异见人士圈的总体分析会让国安部感到高兴。“美国境内的这些民主运动老兵已经奄奄一息了，”他评论道。
2021年7月31日上午，一名男子走到康涅狄格州诺维奇的一处住宅的门口，王书君有时不在皇后区时会在这里度过时光。王书君应门后，该男子自我介绍说是何峰的同事——何峰是王书君微信消息中提到的“何老板”的真名。身穿红黑格子衬衫的王书君邀请该男子进屋。随后，他了解到这位不速之客的名字叫小宋，来自中国。
被邀请进来后，该男子告诉王书君，他是受何峰办公室的派遣，来处理王书君多年来写的日记和电子邮件。该男子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护王书君，以防王书君被美国执法部门调查。
王书君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客人说话，他的好奇心似乎让位于担忧。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尽管他没有意识到真正发生的事情。来访者不是国安部派来的，他的名字也不是小宋。他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卧底特工，他的隐藏摄像头正在拍摄他们的交流。
王书君的客人试图用一点奉承的话来让他安心。“你在中国的时候是国宝，”他说。“因为如果你对他们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他们就不会派我专门为你来，给你一个信息。”
王书君笑了。他开始从一个碗里吃着看起来像是蔬菜的东西。卧底特工解释了删除任何数字证据的重要性。“大数据的发展现在非常可怕，”他说。“因为现在，如果他们想检查，一切都可以被发现。” 他说，王书君删除他电脑上的日记和电子邮件是徒劳的。“因为那些现在都进入了云端，都存储在数据库的服务器上。我需要从北美的服务器上删除它们。”
王书君拿出他的黑色地址簿，戴上眼镜。“你就像我的父亲，”卧底特工说，当王书君翻阅日记的页面时。“现在他的视力模糊。看完书后会头晕。”
然后，王书君向他的客人展示了写在书中的两个163.com电子邮件地址及其密码。据调查人员称，除了将日记保存在他的Hotmail帐户的草稿文件夹中之外，王书君还登录到这些中国域名地址，以便向何老板和季杰留下信息。联邦调查局从两年前对王书君的行李搜查中获得了这些地址；现在调查人员认为他们从王书君那里证实了这些地址与两位国安部官员有关。
王书君告诉卧底特工，他从2003年左右就认识了季杰，王书君说季杰是他在中国的前邻居，并在那之后的几年里通过互联网与他通信。王书君是通过他在香港的女儿和女婿认识何老板的。王书君大约从2016年起就与何保持联系。标记为“王书君的日记”的Hotmail文件夹中的条目是给季杰的；标记为“威廉的日记”的条目是给何老板的。这两个日记的唯一区别是，何的日记中包含有关香港事务的报告。
王书君淡化了日记的重要性。“没有什么秘密——他们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说，指的是那些阅读他草稿邮件的人。根据检方的说法，他似乎很自信，认为自己不会因为泄露敏感信息而惹上麻烦，因为他笑着解释说，他已经习惯于同时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发表一些关于基金会会议的信息。“如果他们质问我，”他说，“我就说那些都发表在报纸上了。”
不到两周后，8月11日，联邦调查局的加勒特·伊戈在另一名特工和一名翻译的陪同下去看望了王书君。伊戈告诉王书君，联邦调查局已经逮捕了小宋，并希望王书君帮助调查。然后，特工们在他的后院对他进行了六个多小时的采访。伊戈后来作证说，在最初否认认识何峰后，王书君透露他曾在香港多次与他会面。他告诉特工，他的女儿和女婿将他介绍给了何峰，他的女儿和女婿与何峰有生意往来，并寻求他的帮助以追回被盗的钱。
考虑到流亡的抗议者在美国组织游行示威和他们强大的祖国（一个地缘政治和经济超级大国，其公民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动员起来）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差异，中国政府对海外异见人士的偏执似乎很奇怪。但是对于那些熟悉中国共产党的人来说，政府对异见人士的痴迷，无论他们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都不足为奇。“无论海外异见人士圈子在中国境外如何被忽视，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许多中国国内人民的希望象征，”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领导人王丹告诉我，他曾在被流放到美国之前被监禁多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希望改变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压制和诋毁海外异见人士圈子——以熄灭国内人民心中的这种希望。”
为了理解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异见人士构成的风险的担忧，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有帮助的。“从历史上看，推翻中国现任政府或政权的团体通常会在海外花费大量时间并在那里组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教授魏杰西卡（Jessica Chen Weiss）说。在推翻清朝并在最终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11年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领导人孙中山，一生中多次在国外度过，在此期间，他进行了有效的筹款和政治协调。共产党在1949年崛起执政，部分原因是来自海外领导人的贡献。“他们对这种潜力非常敏感，”魏杰西卡说。
“中国政府和现在统治中国的精英圈子最害怕的不是美国，以及它所有的军事力量，而是他们自己社会内部可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动荡因素，”网络安全顾问亚当·科齐（Adam Kozy）说，他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时处理过中国网络间谍案件。具体而言，中国当局担心一系列威胁——统称为“五毒”——这些威胁对共产党统治的稳定构成风险：维吾尔族人、藏族人、法轮功运动的追随者、台湾独立的拥护者和那些倡导中国民主的人。因此，中国政府投入大量精力来对抗这些威胁，其中包括收集有关海外异见团体的情报，并削弱它们在中国境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据查尔斯·卡布尔（Charles Kable）说，控制异见人士，无论他们在哪里，对于中国向其本国公民和全世界投射力量的目标至关重要。卡布尔在2022年底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前曾担任该局国家安全部门的助理主任。“如果有一个异见人士在那里回顾中国并指出使整个中国政治机构看起来很糟糕的问题，它将无法容忍，”卡布尔说。
卡布尔告诉我，领导层对这些个人的担忧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就显而易见，他描述了中国如何努力确保奥运圣火在旧金山的传递不会受到抗议者的干扰。“因此，你看到国安部及其合作者部署在旧金山，只是为了确保五毒不会进入那里并扰乱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的光学效果，”卡布尔说。在圣火传递过程中，其路线在最后一刻被更改以避开抗议者，中国当局“让他们的代理人在社区沿街排列，也站在街道后面，环顾四周，看看谁可能会制造麻烦。”
多年来，中国政府对海外异见声音的镇压变得越来越激进。联邦调查局分析副助理主任和前科长艾米丽·莫拉莱斯（Emily Morales）用两个词总结了这一立场：“零容忍”。中国为了在遥远的地方压制异见人士，愿意走多远，可能可以通过一位鲜为人知的异见华人艺术家陈维明在加利福尼亚州创作的一座雕塑的遭遇来体现。这件艺术品——将习近平的头部描绘成一个冠状病毒分子——在2021年7月被烧毁，那是它在陈维明位于莫哈韦沙漠的自由雕塑公园揭幕数周之后。联邦调查人员随后了解到，中国情报机构曾指示一名美国人、一名保镖和前惩教人员摧毁这座雕塑。去年8月19日，雕塑公园再次发生火灾。
中国政府还与针对异见人士的网络攻击有关。去年，流亡作家邓聿文在2018年移居美国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受到来自冒名顶替用户的帖子的攻击，这些帖子攻击他和他的十几岁的女儿，并错误地暗示她是吸毒者和妓女。王丹告诉我，这些恐吓行为对民主活动人士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寒蝉效应。“虽然这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倡导中国民主的决心，但它确实在我们的一些支持者中灌输了恐惧，”他告诉我。“这种恐惧会使他们在支持我们时更加谨慎和犹豫。”
联邦调查局一直在积极调查此类恐吓和骚扰行为，这是为了打击日益增长的跨国镇压现象。中国不是唯一一个被牵涉到此类活动的国家——美国执法官员指责伊朗、俄罗斯和印度也有类似的行为。联邦调查局官员告诉我，无论中国政府对异见人士造成的伤害有多严重，美国执法部门都决心阻止压制手段在美国本土取得成功，因为这种行为造成的恐惧气氛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这尤其让我感到反感，”联邦调查局高级反情报官员罗曼·罗扎夫斯基（Roman Rozhavsky）告诉我，他出生于苏联，9岁时移居美国。他说，王书君被指控的活动令人不安，因为它有可能助长“奥威尔式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社区中的人们感到害怕，他们不知道谁在向中国汇报，以及他们的家人是否会受到惩罚。” 即使在法庭内，中国政府对异见人士的恐吓姿态也投下了一层阴影：在王书君审判的第三天，一位陪审员要求解除陪审员的职务，因为她担心她在台湾的家人可能会受到影响。法官释放了她。
在审判的最后陈述中，王书君的律师扎卡里·马古利斯-奥努马（Zachary Margulis-Ohnuma）将王书君的日记和电子邮件描述为一个“孤独的老家伙”的“自以为是的沉思”，他愿意与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交谈。“这些不是间谍的秘密行动，”马古利斯-奥努马说。他告诉陪审团，王书君使用他的个人电子邮件地址与他的中国联系人进行通信，这相当于真正的间谍永远不会使用的“荒谬的间谍活动”。
辩论的理由是，王书君不可能是间谍，因为他隐藏自己踪迹的能力太差了。但是陪审团没有被说服。8月6日，王书君被判犯有四项罪名，其中包括在没有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充当并串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以及向执法部门撒谎。
在他被定罪大约一个月后，我访问了在法拉盛的王书君。他正在等待他的判决——他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目前定于3月18日宣判。我们在他的邻居和朋友顾建中的家中会面，顾建中曾担任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他是王书君审判的辩护证人。我们三个人围坐在顾建中院子里一个俯瞰小鱼塘的小露台上，喝着中国茶。王书君的心不在焉几乎是滑稽地展现出来。当顾建中提醒他一只蚊子落在他右脸颊上时，他立刻拍了拍自己的左脸。当一支香烟从他的烟盒里掉出来时——双喜牌，一个中国品牌——他一直在他的脚边寻找，却没注意到它已经滚到了他面前几英寸的地方。然后，放弃寻找，他从烟盒里拿出了另一支香烟。
在顾建中担任我们的翻译的情况下，王书君渴望让我相信他的清白，但他的辩护充其量是令人困惑的。起初，他告诉我他不知道何峰和季杰为国安部工作。他还说他为自己写了审判中提出的日记。“这是一种爱好，”他说。在谈话的后来，他承认他曾与这些官员分享过有关基金会活动的信息，因为他的目标——与基金会的目标一致——是影响中国政府向民主方向发展。这个解释似乎太牵强了，以至于一直在面无表情地翻译的顾建中都笑了起来。王书君也笑了，似乎承认他的解释听起来多么没有说服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分析大模型：gemma2
得分：-80
原因：
文章主要揭露中国政府如何监控和压制海外异见人士，以及通过间谍活动来收集情报，对中国负面情绪较重，但并非完全负面，因为也讲述了中国政府的担忧和行为逻辑。
原文地址：New York’s Chinese Dissidents Thought He Was an Ally. He Was a Spy.
新闻日期：2025-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