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如何引发世界贸易的“人造卫星时刻”
本文改编自即将于1月14日由Portfolio出版的《华为之家：中国最强大公司的秘密历史》一书。
2019年5月，唐纳德·特朗普动用了一项通常为战争、恐怖袭击和疫情预留的总统权力：他宣布中国旗舰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这家公司，像所有大型中国企业一样，在执政的共产党密切关注下运作。美国担心其互联网网络设备和流行的手机可能帮助中国政府获得在全球范围内窃听对话的机会。尽管华为抗议称并未协助间谍活动，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指示美国政府相关机构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瓦解华为。
同一天，商务部宣布了管制措施，将华为广泛地切断于购买美国技术，包括关键芯片和操作系统。该公司依赖高通和英特尔的芯片、谷歌的安卓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以及微软的Windows笔记本电脑系统。
华为高管对这一连串的攻击表示强烈不满。“美国政客正在利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对付一家私营公司，”华为首席法律官宋柳平向记者惊呼。“……他们想让我们倒闭。”
为了鼓舞员工士气，时年74岁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分发了一张二战时期苏联轰炸机的旧照片，这架飞机虽然布满了弹孔，却奇迹般地保持飞行。任正非，一位曾在1987年在深圳创办这家公司的中国退伍军人工程师，告诉他们，就像那架飞机一样，他们也会设法继续飞行。
华为芯片部门海思的隐居负责人何庭波也罕见地通过一封公开信来鼓舞员工。如果华为真的被切断与高通和英特尔的联系，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海思。多年来，该部门一直在为这样的时刻构建“备胎”技术。“一夜之间，我们建造的所有备胎都变成了‘主胎’！我们多年来的心血在一夜之间兑现，以帮助公司履行其继续为客户服务的承诺，”她写道。
事实上，在制裁一年后，华为仍然活着。在某些方面，它甚至出乎意料地在上升。它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这得益于北京建设世界最早和最大5G网络的雄心。当大多数国家仍在制定5G计划时，中国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由华为和另一家中国公司中兴制造的5G基站。华为还在2020年第二季度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智能手机供应商，而三星等竞争对手在疫情期间销量暴跌。
即使随后的美国政府试图更严厉地打压该公司，该公司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蓬勃发展。
对华为在严厉的美国制裁下崛起感到担忧，这有助于推动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转变，全球化本应通过将专制政府的经济与它们需要的西方市场交织在一起，来制约专制政府。
这也展示了一家处于美中之间日益恶化的冷战中心的公司所具有的韧性。
2020年初，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法律，指定高达10亿美元用于美国小型农村运营商“拆除和更换”华为和中兴的设备。2020年5月，商务部收紧了对华为的制裁，不仅禁止直接向该公司销售美国技术，还禁止销售任何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除非获得特别许可。
这项新规很复杂，但对华为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华为通过海思一直在内部设计一些芯片，但它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来生产这些芯片。在制造最好的芯片方面，台积电是唯一的选择。而台积电需要美国的技术。在新规下，台积电不得不对华为关闭大门。
华为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中国的国内芯片代工厂，即中芯国际（SMIC），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学会如何生产先进芯片。
这是一个真正的背水一战：中芯国际二十年来一直在努力提升其技术，但在先进芯片制造方面仍然落后于全球领导者几代。
第二轮美国制裁打击很深。特朗普政府现在也在推销一个不使用华为或中兴的全球电信网络“清洁网络”。这个词遭到了部分外交政策观察员的迅速强烈反对，他们指出它在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传统中，暗示外国的东西是“肮脏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际事务教授苏珊·阿里尔·阿伦森称特朗普政府使用这个词是“种族主义和偏执的”。
任正非的团队在表面上表现得很勇敢，但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多管齐下的攻击，华为的业务正在挣扎。任正非做出了痛苦的决定，要砍掉一些“四肢”。首先被砍掉的是该公司的海底电缆合资企业华为海洋系统有限公司，该公司已经在90多个项目中铺设了约31000英里的海底电缆。但由于所有的地缘政治压力，华为海洋系统公司很难做生意。华为宣布将把其51%的股份出售给一家中国买家。
2020年11月，该公司透露，它还将把其珍贵的荣耀智能手机系列出售给一个财团。华为的荣耀手机以其激进的价格、时尚的设计和通过病毒式营销活动向精通技术的年轻消费者推广，使该公司在全球智能手机销量中飙升至第一位，取代了三星和苹果。但美国的制裁切断了荣耀智能手机的关键部件：高通处理器和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任正非认为，荣耀的生存希望取决于它独自闯荡。“成为华为最强大的全球竞争对手，超越华为，甚至喊出‘打倒华为’，”任正非告诉即将离去的团队。“把这作为你们自己的激励口号。”
在幕后，华为正在与中芯国际和其他公司竞相研究如何制造其需要的芯片。这是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敏感项目，该公司对此事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有关秘密微芯片工厂的传言流传开来。任正非向中国顶尖的科学头脑寻求帮助。“我们作为一家公司不能同时做两件事：制造产品和制造芯片，”他告诉来自中国顶尖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外界看来，任正非不再过多谈论击败竞争对手或成为全球领导者。他说华为的目标只是生存。
2020年，该公司面临的危机不断加剧，年底有新的细节浮出水面，揭示了华为参与中国政府对中国西部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镇压。一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型研究机构IPVM公布了华为的一份内部报告，概述了该公司对人脸识别系统的测试。报告每一页上都写着“华为机密，未经许可不得传阅”。这份日期为2018年1月8日的七页PDF文件是一份“互操作性”报告，概述了华为和一家合作伙伴公司旷视（中国最大的面部识别供应商之一）共同构建的人脸识别追踪系统的测试性能。
华为和旷视的工程师在他们的人脸识别系统中加入了一个“维吾尔族警报”功能，以自动标记看起来属于该少数民族成员的面孔。这份互操作性报告有力地证明了华为知道其技术被用于追踪一个民族，并且高管们对此表示认可。
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被美国以涉嫌欺诈的罪名通缉并在加拿大被软禁四年后，于2022年12月通过换囚协议像英雄一样返回公司总部。在她于2023年8月接近在华为担任领导职务的头半年任期结束时，该公司悄悄推出了一款名为Mate 60 Pro的智能手机。华为跳过了通常的宣传活动，甚至没有透露这款手机的规格。但人们在窃窃私语，华为已经找到了绕过美国制裁的方法。
很少有人会购买一部全新的手机只是为了把它拆开并撕成碎片。分析师很快证实了传言属实。尽管华为和中芯国际都受到了旨在阻止他们制造如此先进芯片的美国制裁，但华为还是设法通过中国代工厂中芯国际生产出了一款5G处理器。没有人能确定这是怎么发生的。华为和中芯国际可能是通过违反制裁实现了这一壮举，或者他们可能是通过将不太先进的工具发挥到极限来实现的。
华为的新手机在华盛顿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使该公司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有关华为的报道令人不安，”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告诉美国议员。她说，商务部需要更多资源来执行制裁。在华为手机发布几周后，拜登政府收紧了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工具的禁令。
华为的高管们曾希望乔·拜登总统对中国的态度会比特朗普更温和，但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拜登政府在措辞上更加谨慎，以避免煽动反华种族主义。它没有使用“清洁网络”和“清洁国家”等词语。但在许多方面，它只是在特朗普政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并加深了遏制中国的努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华盛顿会很快解除对华为的制裁。
华为的崛起是一个“人造卫星时刻”。它改变了世界各地人们对创新、贸易以及他们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看法。“一个没有自己程控交换机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任正非早在1994年就曾告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当时他主张中国中央政府增加对电信设备的投资。现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都在发出类似的呼吁。
这股保护主义浪潮——特朗普称之为“美国优先”，北京称之为“中国制造2025”，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说法——并非完全退出全球化。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承认了股票价格和资产负债表无法完全捕捉到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所带来的社会价值，也无法完全表达当这种能力消失时所产生的失落感。
多年来，外国政府官员和记者曾多次询问华为高管，他们是否愿意站出来反对中国政府，并拒绝协助海外监控。
事实上，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世界各地的政府，包括中国和美国，都会强迫科技公司协助调查，并强迫他们对此保持沉默。谷歌曾公开批评法院频繁下达“禁言令”，阻止其披露政府对用户数据的要求。
虽然这些做法都笼罩在神秘之中，但也有人承认，政府不仅会入侵网络设备，还会使用“直接访问”来窃取电信网络中的数据，而网络运营商对此毫不知情。
行业高管承认，网络受到黑客攻击和监视的程度远高于公众的猜测。他们也承认，要确定数百万行代码中是否存在后门是困难的。当AT&T在2016年对网络安全专业人士进行调查时，64%的人表示，他们不期望能够在任何设备上进行私人对话。
对于华为来说，这意味着人们对其设备可能被中国情报机构利用的担忧不太可能消退——就像中国将继续对西方制造的技术保持警惕一样。
“我认为人们真正担心的是，华为设备中存在一个后门，如果中国政府想获得他们需要的任何信息，就可以访问它，”肯尼亚移动运营商Safaricom的创始人迈克尔·约瑟夫说。“你也不知道其他政府在做什么。而且所有政府——你能信任任何政府吗？——可能都在窃听你的对话，并做他们所做的一切。”
这种电信设备中存在风险的知识并不新鲜。政策制定者一直都知道这些风险，在全球化的鼎盛时期，他们将这些风险纳入了他们的考虑。
新的变化是美中之间新冷战的开始，这改变了计算方式。现在双方都认为对方将竞争视为零和博弈，并认为对方不会以诚相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担心华为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政府保持一致。每五年，都会有几十名股东被正式任命为“代表”，这使他们有权代表所有股东做出决定。这些代表对公司的重大决策进行评判。他们还挑选华为的董事会，董事会反过来挑选首席执行官。
长期担任党的党委书记的周代琪，是该公司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一直被列为“代表”。还有孙亚芳，她在加入华为并升任公司董事长之前，曾在国家安全部的通信部门工作。在2018年从该职位退休后，她仍然留在华为，但没有出现在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名单中。但在2023年的代表名单中，她的名字仍然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任正非，排在新任董事长梁华之前。
在华为，就像在中国一样，集体治理模式掩盖了究竟是谁在做决定，这正是其设计目的。很多时候，由于其集中的权力，核心领导人正在做决定，但受人尊敬的长老们通常在幕后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甚至有可能在决策上推翻名义上的领导人。党的内部纪律机制——政府和华为都存在——是保持个别官员遵守纪律的强大手段，因为它允许党驱逐那些在思想上不合拍的人。
华为的目标，就像党的目标一样，是确保其自身的长期生存。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赢得足够多的员工的支持。但最大化股东价值——或个人的福祉——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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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模型：gemma2
得分：-40
原因：
文章虽然描述了华为在制裁下的崛起，但也重点提及了美国对华为的制裁措施，以及对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的担忧，并提到了华为在人脸识别技术上对维吾尔族人群的监控，这些都带有明显的负面情绪。
原文地址：How Huawei brought on a Sputnik moment in world trade
新闻日期：2025-01-04
